第17章 天津招人（一）

    门房大叔早就看到了何锐这队人马直奔学校而来，等队伍停在门口，门房里的人不敢立刻出来，先在窗边往外看。

    好在有人记性不错，认出了站在门口的何锐，便大着胆子走出来说道：“这不是何先生么？”

    说话间，几个人从国立北洋大学堂的主建筑立面出来，急匆匆赶到门口。为首的是个穿西装的年轻男子。正是国立北洋大学堂的校长赵天麟。

    赵天麟校长今年29岁，是公派去美国留学的归国博士。见来的人是何锐，远远就喊道：“何兄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。”

    何锐也不拐弯抹角，“此次前来，是想请赵兄帮忙……”

    赵天麟听何锐一五一十将此次出关的原因和目的讲完，才问道：“何兄需要我做些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请赵兄借宿舍给我用几天。还想租贵校的油印室印刷一批东西。”

    赵天麟稍加考虑就答道：“既然是为了出关对付日本人，在下自当相助。只是何兄的部下需得遵守学校纪律。”

    何锐知道这时代的军人名声‘非常一般’，便向赵天麟介绍了自己的部队，“和我在一起的青年军官刚毕业三天。不知赵兄对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纪律评价如何。”

    听闻青年军官都是刚毕业的军校生，赵天麟放下心，“何兄，我这就安排。”

    两个小时过去，在国立北洋大学堂的四层主楼办公室里，何锐谢道：“赵兄可是帮了我大忙。”

    赵天麟也觉得事情出乎意料。几天前何锐回国第一站就是天津。两人短暂相见，何锐把两个装满了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寄存在赵天麟这里，约定不久后来取。

    现在何锐从北京跑回来，又把队伍带到学校。好在此时学校放假，赵天麟把部队安排进国立北洋大学堂的宿舍住下。

    但这些对赵天麟也不是特别的问题，毕竟在赵天麟看来，何锐的确是军人，却也是一名学者。便笑道：“上次与何兄匆匆一见，未能畅谈。此次何兄总不至于又急着走吧？”

    国立北洋大学堂校长赵天麟知道有何锐这么一个人，是一年前的事情。赵天麟自己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堂，去日本留学的同学归国的时候，带回了何锐写的日本版《地缘政治学》初版。把此书推荐给赵天麟。赵天麟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，并不怎么懂日语。靠粗陋的翻译，读的十分不过瘾。

    赵天麟写了封信，请外交部的人帮忙，把信转交给何锐。很快，赵天麟就接到了一个大包，里面是何锐几本书的汉语版本手稿。

    何锐不仅送来了手稿，还附送了印书的钱，请赵天麟把书印出来。赵天麟读完之后对何锐颇为欣赏，当即行动起来。这些书每一本都印了两百册，赵天麟按照欧美习惯，向京津两地学校写信推荐，请国内大学的图书馆收藏。

    各个大学也都给赵天麟个面子，收藏了何锐的这些著作。两人自此成了笔友，经常书信往来。

    听赵天麟想交流，何锐郑重保证：“当与赵兄聊到尽兴。”

    两人虽然当了一年笔友，却是第一次面对面的畅谈。从世界局势，到欧美的思想学术。赵天麟聊的畅快。聊完几个话题，赵天麟又问道：“何兄刚从日本回来，如何看国内的局面？”

    “不知赵兄怎么看？”

    “当下各地督军当政，横行不法。国家这么下去怎么能好。”

    “赵兄所说的没错，中国此时已经政令不通，军令不畅。再这么下去，只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。”

    赵天麟叹息一声，“唉……何兄以为，若是在中国建立三权分立的制度，完备法律，可否能扭转当下的局面。”

    “赵兄。三权分立的制度既不够好，也不适合中国。中国现在五万万人口，土地虽然不小，却多是山地。没有工业体系，现阶段技术下粮食产量已经到了上限。人均能分到的粮食只能让民众在饥饿线上挣扎。美国几乎杀尽了印第安人，抢来的国土上平原广阔，耕地众多。是个地多人少的局面。美国距离欧洲又近，工业发展条件不错。把美国制度用到中国，难免张冠李戴。就算真在中国推广开来，既不可能救国救民，也不可能富国强兵。”

    赵天麟听完不禁点头，却又问道：“便是如此，法律和法治总不能不做。”

    “法制是很好的工具，但是各国法律无一不是基于其本国社会发展基础之上。我也认为非得有法制不可。但是美国的法律体系是在美国发展过程中出现，服务于美国国家。中美两国国情不同，发展方向不同，美国法律不适合中国。”

    “不知何兄眼中的法治是何种模样？”

    “法治，其目的是确保政体，实施分配，成本转移。确保政体这事咱们就不用讨论了。中国人多地少，人均低，剩余产品极少。即便国家真的能分配，穷人不可能靠社会剩余产品生活，连最基本的维系生存都做不到。以当下的中国，成本转移倒是从不拉下。上有督军聚敛，下有地主士绅们将他们的税收成本转移到本就朝不保夕的佃农身上。哼！”

    说到最后，何锐忍不住冷哼一声！心中颇为愤慨。

    赵天麟也跟着叹口气。何锐所说的内容都是法治的基本内容，并没有什么讨论余地。面对中国现状，赵天麟也十分沮丧。只能勉强说道：“当下的中国该如何是好。”

    何锐此时平复了情绪，“办法自然有。中国所需要的法治当以扶助劳动者为核心，而不是继续帮助有产者。先要提升中国的生产能力，增加劳动者收入。制定税法，尽可能少从劳动者身上收税。但劳动者们收入上升，哪怕每个人只交一点，以中国近五万万人口，税收总量也已经非常可观。建立起有效率和清廉的政府，把一部分钱投入到军队，建立保卫国家的力量。剩余的税金用来扩大生产，普及教育和卫生，以及对受灾民众的救济之上。虽然中国有近五万万人口，想富裕起来并不容易。可这么做后，就逆转了颓势，让中国走上向上发展的道路。中国复兴并非不可能。”绯红之月的文明破晓